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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長江治理:從防治水患到依法治水

    發布時間:2021-11-04 08:41:30 來源:團結報

    中國是一個水利大國,也是一個水利古國。長江是我國第一大河,流域面積180萬平方公里,占全國面積的五分之一弱,大部分地區是富饒的農耕區。長江流域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的發展,與長江的治理密切相關。消除水患、穩定民生,是人民最迫切的期望。那么,從古代到當代,長江的治理有著怎樣的故事呢?

    民國年間的武漢一度成為澤國

    民國年間的安徽省城安慶遭水災

    古代對長江的治理

    春秋晚期,吳王闔閭(前547年—前496年)、夫差(前495年─前473年),以今南京、無錫、蘇州一帶作為稱霸的根據地,建立城池,發展經濟,開鑿胥溪、胥江和邗溝。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,河網交織,湖泊密布,地方官府帶領人民開始筑堤防,墾洼地,出現了早期的圩田。

    處于江漢平原的楚國,在濱湖地區挽堤為垸,興修垸田,擴大耕地。

    在四川盆地,秦昭襄王(前325年—前251年)時,蜀太守李冰組織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,灌溉成都平原,開墾稻田,于是形成千里沃野。

    在漢代,都江堰水利工程繼續得到利用,成都平原的富庶可以和關中平原相媲美,成為兩漢時期的經濟重心。漢江流域中游的南陽地區、襄樊地區和上游的漢中地區,地方官府組織人民開溝挖渠,引水灌田,成為著名的農業灌溉區。洞庭湖平原及湘江流域、鄱陽湖平原及贛江流域、撫河流域,也成為著名的農業灌溉區。

    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,為了逃避戰亂,北方人口大量遷移到長江流域,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,長江及其支流的贛江、湘江、漢水成為當時的主要航道,各種大小航道溝通了重要的農業區和大城市,流域的經濟中心網絡逐漸形成。

    隋大業四年(608年),修通了南北大運河。大業六年(610年),又在三國東吳的工程基礎上,加工開鑿了江南運河,溝通了長江和錢塘江水系。大運河的南北溝通,長江中下游經濟、航運發展迅速,讓沿江、沿河商業港口城鎮迅速興起。

    安史之亂后,大量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遷移到長江流域,南方的農田水利工程迅速發展。這一時期,長江流域大規模開墾荒地,興建圩垸和塘堰。

    北宋熙寧二年(1069年),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,同時頒布《農田利害條約》,并設立各路農田水利官主持全國水利和地方水利。在變法推動下,長江流域的水利建設得到興復。宋徽宗提倡圍湖造田,在浙江紹興的鑒湖、鄞縣的廣德湖,太湖以及安徽的丹陽、石臼等湖都大力圍墾。南宋時期,空前地重視今江蘇、浙江等地的水利建設。

    明清時期,朝廷重視治理長江中下游。長江中下游的干堤如:湖北的荊江大堤、武漢市堤、黃廣大堤,安徽的同馬大堤和無為大堤等堤段,大部分是明清時期形成的。在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堵塞了荊江大堤的郝穴口,大堤于是連成一線,形成整體。清代多次加固荊江大堤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水災之后,改民堤為官堤,撥庫銀2000萬兩,修復潰口,并加固培厚。洞庭湖區的筑堤圍墾,明清時期進入極盛期,明代圩垸有一兩百處,而清代堤垸達到四五百處。

    總之,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興修水利工程,以實現“水利灌溉,河防疏泛”的目的。其中在長江流域興修的諸如陂池、塘堰、圩田和垸田的農田水利工程和大運河的大型水利工程,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社會各方面的總體需求,體現了較先進的治水理念。

    近代對長江的治理

    十九世紀后期,一批愛國水利專家從國外學習西方的近代科技歸來,興辦水利教育,培訓技術人員,進行人文水利氣象測驗、地形和水道測量及地質勘察,修建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涵閘、機電排灌設施、水電站等,近代水利時代興起了。

    由于戰亂頻繁,近代水利工程的發展均十分緩慢,只進行了小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,主要是水閘、護岸工程、小水電站、灌溉工程和一些航道整治。堤工技術和以往相比,沒大變化。在近代,長江流域先后發生了1860年、1870年兩次特大洪水和1931年、1935年兩次大洪水,洪災十分嚴重,防洪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。

    這時期,除大部分古傳堤堰外,近代時期興建用于排灌、航運和發電的閘壩工程,總共不過幾十處,又多在小支流上,沒有統一的規劃,所以收效甚微。全部水電站的裝機容量僅一萬多千瓦,航道基本處于天然狀態,事故時有發生。

    當代對長江的治理

    新中國成立之后,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水利工作。1949年11月,中央召開了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,研究制定了水利建設的方針和近期任務。1954年長江大水之后,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提出:“今后必須積極從流域規劃入手,采取治標治本結合,防洪排澇并重的方針,繼續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,同時積極興辦農田水利,以逐漸避免各種水旱災害,保證農業生產的增長?!?/p>

    從1949年至1957年,長江水利委員會積極開展治江基本工作,除組織修堤防汛外,還積極研究防治長江洪水的方案,開展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,并先后實施了大通湖墾殖工程、荊江分洪工程、漢江杜家臺分洪工程等分蓄洪工程。同時,在長江流域還進行了江西上猶江、四川龍溪河等水電站的建設,以及灌溉、航運等水利工程建設。

    1958年至1960年期間,中央在水利工作中提出“三主”方針——以小型工程為主、以蓄水為主、以社隊自辦為主,推動了大規模興修水利的群眾運動,在許多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績。1961年至1966年期間,水利工作提出了“全面配套,狠抓管理”的方針,糾正“重建輕管,重大輕小,重骨干輕配套,重工程輕實效”的缺點,基本解決了“大躍進”中的遺留問題。

    1958年,我國大量動工興建長江流域大型水庫、水電站和大型灌溉區。如湖北漳河水庫,湖南資水柘溪水電站,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,安徽青弋江陳村水電站,安徽花涼亭水庫,湖南耒水東江水電站等。

    1958年3月25日,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《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》,設想在10到15年內建成三峽工程。1960年8月,在中央第二次北戴河會議期間,周恩來指示對三峽工程進行調整,明確提出“雄心不變,加強科研,加強人防”的方針,三峽科學研究結合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實踐繼續推進。1964年至1965年,丹江口水電站復工,其他一些中型水電站建設加速進行,如湖北白蓮河水電站與江西江口水電站第一臺機組投產發電;并開工興建了一批大中型水電站,如四川映秀灣、貴州貓跳河的四級窄巷口和三級紅林、四川龔嘴等水電站。

    “文革”期間,水電建設正常秩序被打亂,治江的前期工作和已開工工程的質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雖然如此,由于廣大職工的艱苦奮斗,盡量減少干擾,長江水利建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,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。對1966年前興修的水利工程進行配套建設,開始發揮效益,并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工程。1970年,我國第一次在長江干流上興建當時全國最大的葛洲壩水利樞紐。1971年,烏江干流烏江渡水利樞紐開工,支流貓跳河的梯級開發也基本完成了。

    在改革開放時期,中央明確了水利工作任務: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水資源,防治水害,充分發揮水資源的綜合效益,并要求依法治水。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形勢和任務,重新修訂了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。長江干流的葛洲壩水利樞紐1981年勝利截流,1988年工程全部建成。同時,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,開始興建四川升鐘水庫,湖南東江、五強溪,陜西安康,江西萬安,湖北隔河巖,四川銅街子、寶珠寺及貴州東風等大型水利樞紐。一批中型水電站先后開工。

    1988年1月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》頒布實施,標志著中國開發利用水資源和防止水害的水事活動納入了法制軌道。在此基礎上,水法規體系建設得到了迅速發展,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水土保持法》《防洪法》等相繼出臺,完善了《水法》的配套法規。地方立法在水法規體系建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    1998年大水之后,長江水利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。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,把興修水利擺在全黨工作的突出位置;對災后重建、整治江湖、興修水利等作出了具體的布置。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了水利基礎設施的重要性,將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高到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,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。從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內,中央水利建設投資總規模近千億元,年度投資額是一般年份的三四倍,各級地方政府對水利的投入也相應增加,水利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。

    1994年,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(三峽工程)正式開工,2009年竣工,總工期共15年。建成的三峽工程具有防洪、發電、航運、水產養殖、供水、灌溉和旅游等綜合效益。

    總之,新中國成立的半個世紀,長江水利建設從防治水患到綜合利用水資源和依法治水,從單一目標治理江河到多目標開發治理的歷程,在防洪、水資源利用、水能開發、生態環境建設、流域水資源管理等方面,不斷適應治江事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,取得了可喜的成績。

    [ 責任編輯:趙昕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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